女性,何以在学术界绽放?四位上纽大女教授的回答

在上海纽约大学,女性学者近乎四成,她们在科研和教学一线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2024年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分别邀请了来自哲学、历史学、商学和心理学四个领域的上纽大女教授,分享她们在学术道路上的经历和感悟。

我们期待她们的故事和洞察,能够为正在从事或者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你带来一些启发和鼓励,也借此机会,向所有不畏艰难、勇敢探索的女性表达敬意。

 

分享嘉宾

袁源:上纽大哲学助理教授。加入上纽大之前,曾任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袁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Heather Ruth Lee:上纽大历史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加入上纽大之前,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梅隆人文博士后研究员。 Lee教授在布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田媛:上纽大管理与组织学助理教授。田教授在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Katie Aafjes-van Doorn:上纽大心理学访问副教授、社会科学学科负责人。Doorn教授在牛津大学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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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在您所在的领域,女性学者的比例如何?

袁源:我在耶鲁读博士的时候,哲学系30个教授里只有3个女老师。在北大读硕士的那个年代,女老师更少,跟站在讲台中心光芒四射的男老师相比,影响力差距非常大。最近几年,能在不同的学术场合看到更多女学者,人数比上一代多。

Heather Ruth Lee:在上纽大,研究历史的女性教授比男性多,但我们学校的性别分布不能代表整个历史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以男性为主导。除了性别,这个领域的种族多元化也未必足够。我本人是有色人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见种族和性别的交叉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一位白人女性和一位有色人种女性历史学家,是非常不同的。把性别维度抽离出来讨论,并不足以反映现实。

田媛:我研究的是组织管理,性别是我研究里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我的研究来看,在大多数领域,女性学者都是少数群体。不过最近几年,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女性研究者的人数快要超过50%,女性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少数群体。但代际差异明显,在读学生居多,教授少,职位越高,女性相对来说越少。

Katie Aafjes-van Doorn: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们这个领域以女性为主。

 

Question 2:就您的观察和体感,您觉得女性学者在学术界的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Katie Aafjes-van Doorn:我不把自己看作“女性”学者,我就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现在来到中国,就我的体验来说,性别因素并不是核心挑战。如果你对知识有好奇心,享受探索不同课题的自由,这是一个完美的职业选择。能够当一名“永远的学生”,并将此作为职业,是一种奢侈。独特的挑战可能是财务,学术界不像有的行业那样赚钱,但我相信这对男性也是一样的。

袁源:第一个是学生对老师存在性别偏见,会觉得男性教授比女性教授更权威,这是我在美国教书时候的感受。有一次我跟朋友聊起来,她告诉我,她在逻辑课上做助教,学生会绕开她,去找男助教讲解,而其实她各方面的能力,在我们看来,都在男助教之上。所以,女性面对的一大挑战就是,因为偏见的存在,女性学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以证明自己。你得做的比男性好很多,别人才觉得你也值得尊敬。

第二点是关于前辈的指导。不能否认,同性别之间天然更容易拉近距离。由于我导师那一辈鲜有女性,女学者能够获得的前辈指导,会比同辈男性差一截。而学术界里有很多规则,是需要人带,才能找到门道的。尤其是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更意识到,作为学生,当你是老师真心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帮助和托举的人,结果会有多么不同。

第三点就是大家更熟知的生育坎。我见过生完孩子,学术环境和家庭环境都非常给力的人,也见过两头都很糟糕的女性。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支持,女性既想成为尽职的母亲,又在事业上不掉队,学术产量达预期,拼的是似乎是运气。

田媛:许多学术机构,都在想各种办法鼓励女性参与,给女性机会,国家层面也推出了各种基金,但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依然存在,表现得很微妙。比如,前几年有一篇著名的研究发现,一篇论文里同时有女性和男性作者,女性得到的肯定会比男性少。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学术研究里性别多元是一件好事,能产生更多新颖的想法,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偏见存在,女性有证明自己的压力,有可能会倾向选择独立工作,而不是与男性合作。商学领域的女教授经常会面对的质疑是,你是否有能力教好MBA课程。我的应对策略是,聚焦自己的优势,做充分的准备。

Heather Ruth Lee:某些类型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是性别化和种族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学术界,谋得教职,是一种颇有特权味的追求。这种所谓的特权感是又是整个社会种族和等级状况的投射。由于有些学科在性别上有一定倾向,要进入这些学科,需要建立关系网。当这些学科中没什么女性存在时,建立这样的关系网就非常困难。这是一种隐性的不平等,不是以攻击或者敌对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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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田媛;右:Heather Ruth Lee

 

Question 3:女性学者的发展是否真的存在天花板?

袁源:有统计数据显示,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晋升的每一步,女性比例都在下降,有一点像层层天花板,也不是说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难度,比同一条起跑线的男性要大。

除了职级,还要看影响力,就是说你写的东西,能不能成为同行学者会引用和讨论的内容,影响人们的思考和行动,这一方面,女性又要比男性学者差一大截。至于如何突破,需要系统的努力。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女学者,在发挥她们的影响力,做很多突破性的尝试,这给人鼓舞。

Katie Aafjes-van Doorn:我不觉得有玻璃天花板。在心理治疗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几位研究者都是女性,或许是因为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更多是女性。我观察到的是,女性往往是自己的敌人,比男性缺少自信。比如,我看到女同事们在申请工作时会说,我这里不完美,那里不完美,而男性会说,我可以学习这个,我能做到。

 

Question 4:女性学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袁源:作为在父权制体系成长起来的人,我们会对某些问题更敏感,对那些受压迫群体的写作和诉说,更容易感同身受,理解他们的洞见。比如我研究战争伦理,有时候就是能看到男性学者不容易看到的问题。但这不是因为女性天生更感性,而是我们被培养的方式有区别。与男性不一样的经历,反倒在某些时候给女性带来了独特的知识生产力。

Katie Aafjes-van Doorn:我将自己视为一名学者,何种性别并不重要,在转型做学术研究之前,我的志向是当一名临床医生,那意味着我需要时刻待命,面对患者。现在的工作在灵活性上有巨大优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任务,平衡工作和家庭,我看到男性也是一样的。

 

Question 5:学术之旅一路走来,有没有对您影响很深的女性前辈?

Heather Ruth Lee: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教务长衛周安,她举办了许多晚餐会,她愿意付出时间,愿意提供帮助,这些举动,会让社区里的新人感到这里有人可亲近。 

袁源:在阅读上,对我启发很大的一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学者Anna Stilz,还有一位是Iris Young。我在耶鲁的一位老师Sun-Joo Shin,在我读博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实用的指导。

Katie Aafjes-van Doorn:我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认识了Sue Lewellyn教授,她是我的榜样。她研究做得好,家庭也兼顾得好。我的母亲在我出生后就没有再工作,我从来不知道家庭和事业是可以这样平衡的。我在有了家庭以后,成为了一个更快乐的学者,同时,因为我有了学术事业,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母亲。

田媛:最近几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一位导师的妻子,她在巨大的家庭变故前表现出的勇敢、坚强和乐观,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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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袁源;右:Katie Aafjes-van Doorn

 

Question 6:如果有年轻的女学生想追随您的路以后从事学术工作,您有什么建议给她们?

袁源:我本科学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但我热爱的是哲学,旁听了很多哲学系的课,当我决定考哲学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自己知道,如果不走那条路,我会觉得自己白活了。所以,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要想一想自己究竟想过怎样的人生,如果明知会冒一些风险,也愿意去闯,那就紧随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走下去,不要限制自己,同时去寻找相信你、能帮到你的人。

Heather Ruth Lee:我认为培养对历史感兴趣的女性很重要。如果从事历史研究的女教授越来越少,那么提供指导的女教授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作为老师,我们有责任为她们打开大门。但是,我会谨慎行事,因为我不希望人们误以为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田媛:做学术研究,拿到反馈很慢,一篇论文发出来可能要经过好几年的努力,还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如何忍受这个不确定,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有没有信念这么简单。要自律、坚持,把它当成马拉松。

 

Question 7:您收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或者忠告是什么?

Katie Aafjes-van Doorn:选择你喜欢的合作者。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头脑风暴,你工作起来会精力充沛,反之,则是一种消耗。

袁源:努力回忆了一下,好像没想起来那种像灯塔一样照耀我的建议。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从小到大,重要的决定都是自己做的,一般不大听别人的建议。

田媛:生活和事业没有捷径,要勤奋、努力、坚持。

 

Question 8:如果时光回到20年前,您会告诉年轻的自己什么?

Heather Ruth Lee: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自己的直觉确实得到了回报。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不知道如何走进男性主导的领域。我印象很深的是高中物理课堂,老师是男性,一屋子学生也都是男孩子。大学里,我没能走进经济学的课堂,对商业也没有产生兴趣。我很敬畏这些领域里的女性。我为当时的自己没有足够的韧性去尝试这些感到可惜。所以,如果回到过去,我会告诉年轻的自己要坚韧一点,去自信地把握这些机会。

田媛:要更勇敢一些。坚持自己想做的,面对生活里的许多不确定,都需要很多勇气。

袁源:做你自己。

Katie Aafjes-van Doorn:学习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学位,不是为了教授,不是为了分数。能够从学习到理解,从理解到吸收,这是一种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