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文化和美国人的经历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在其小说、短篇故事及非虚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她的首部小说《典型美国人》，曾获1991年度“纽约时报年度图书奖”并入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1999年，美国知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千禧年特刊采访时，更是将其提名为自己的“接班人”。本学期，任碧莲在上海纽约大学开设了一门为时7周的 “中级小说写作——故事结构”课。
“写作出于同理心，”在每周两次的“故事结构”课上，任碧莲对坐在她面前的九名学生如是说。在当天的课上，大家讨论着作者与文本间的距离，以及第一人称视角如何引发读者对复杂难懂角色的理解。
任碧莲以她的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为例，该篇小说以一位华人移民老太大的口吻，讲述了她培养下一代的理念对她的亲家和已经融入美国文化的女儿来说，是如何地难以理解和接受。乍看起来，这个复杂的角色让人觉得无法认同，但任碧莲认为：“作者的责任，就是通过想象力去表达出他人没有想到的一面。”
“如果某个角色的言行举止，会招致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读者的严厉批判，那该怎么办？我认为，你可以用能让人移情的写作手段丰富这个角色，”任碧莲说。
在短短30分钟里，课堂内容涉及写作观点、时态、反语，以及它们就创造叙事复杂性的作用。在详细讲解不同的修辞手法时，任碧莲分享了她四十余年写作生涯的经验之谈，并谈及她认为非常有用的格蕾斯·佩雷、弗兰纳里·奥康纳、契诃夫等作家的写作技巧。
当大家分析一位同学的故事，并发现为了确保故事结构，不得不删除其中一些画面感十足的段落时，同学们纷纷感到惋惜。任碧莲表示了同情，但依然十分坚定，“这就是契科夫所说的，作家必须忍痛‘杀掉笔下的一些心肝宝贝，’”任碧莲说。“那些场景、段落被删掉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兴许以后还能用在别的地方。”
任碧莲已是上海纽约大学校园里的一张熟悉的面孔。2015年，她曾讲授与中国、艺术和身份认同相关的寒假课程。她也参与了上海纽约大学写作项目举办的文学阅读系列活动。该系列活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朗读并探讨自己的作品。
此次是她第一次开设关于叙事结构的课程，重点讲述成功叙事的修辞和结构基础。这门课程“直指短篇小说的核心”，任碧莲说。
来自沈阳的2019届学生胡嘉璇，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这门课让她进一步了解西方故事结构。“西方的故事结构比较清晰，有开头、冲突升级、高潮和结尾。中文的故事不遵循这种固定结构，因此，学到另一种写作方式对我来说很有帮助。”
学生每周会上两次课。星期二，他们会讨论叙事技巧，分析例如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莫泊桑的《项链》，和阿丽嘉·古德曼的《新生》等作品。学生会逐字逐句进行剖析，识别作家的写作技巧，分析写作目的。
每周四，学生们会研读评论彼此的故事。“老师很直截了当，会精准地指出哪里需要改善，让我受益匪浅，”胡嘉璇说。“她和同学们会帮我理解写作过程中制造冲突的技巧，这种冲突会使我的故事更吸引读者。”为时七周的课程尾声，学生们会完成一篇经过一遍遍修改、打磨出来的原创作品。
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群体构成一样，任碧莲课堂上的同学，也是一半中国学生，一半国际学生。“同学们对文化差异具有比较敏锐的洞察力，对我来说，这种学生更有趣。能身处这样的多元文化环境中，是一种造化。我想无论同学们写什么，都应该会与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息息相关。”
作为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任碧莲对“扩展亚裔美国文学讲述的范围”深感兴趣。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时，她说，有关“跨越文化差异”的方方面面，如今为她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起初，是因为有很多相关的烦恼，导致我不得不动起笔来，这便是菲利普·罗斯所说的“有益的刺痛”。但现在，我如同置身糖果店，有取之不尽的素材。”
任教期间，她仍在位于学校的办公室不断地写作，目前正着手她的新作“Resisters”。任碧莲说，这是一部关于“女权主义、棒球以及反乌托邦”的小说。
“当我告诉他们我在写关于棒球的书的时候，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任碧莲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美国以及美国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