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2月底以来，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缪佳一直在从事一项研究，分析疫情期间武汉封城的70多天里，居委会成员和社区居民志愿者如何彼此疏导，共同面对精神生活上的挑战、共渡难关。
早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期间，缪佳就和来自武汉和香港的同事着手开展这项研究，招募志愿者调查了生活在武汉的约4000名居民。研究发现，武汉社区邻里间的支持与信任，即“社会凝聚力”，对于缓解新冠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团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学评论》9月刊上。
今年秋季学期，缪佳加入了上海纽约大学教师队伍，同时担任学校新成立的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成员。在此，缪佳分享了研究背后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在她看来，该项目是她目前职业生涯中，学术和精神上收获最大的研究之一。
为什么会想到开展这项研究？
此前，我和同事一直在研究社区效应对上海、深圳、香港等中国城市居民的影响，也一直想把研究范围拓展至中部地区。听闻媒体报道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我和同事们刚巧就在武汉，准备为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合作揭牌。当时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谁都没想到事态会急转直下，不到一个月，这座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中部城市便被全面封锁。
面对世界各国对武汉封城举措的种种质疑，我们觉得自己作为社会学学者，有义务深入研究人们在此特殊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一旦与外部世界的物理联系断开，大家就需要依靠社会基础设施，比如居委会、志愿者团队等各种各样的社区组织，以获取必要的生活用品与社交互动。这对这些公共服务组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很想研究一下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其对居民的影响。
你们在研究中调查了多少人？是如何联系到他们的？
我们注意到，封城的消息公布后不久，社交媒体上便开始出现一些有关武汉社会、居民的研究。但多数研究的样本都不具有代表性，其结果的可信度因而有待考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取样方法，先是招募一些人参与调查，然后培训他们成为调查员，去联系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居民。
这项研究在封城后一个月左右启动。受试者招募信息发布三天后，我们就惊喜地收到了超过150份回复。每位申请者都很想帮助我们，即便许多人手头已经有繁忙的志愿工作要做。最后，我们成功找到了来自武汉各大高校的149名师生参与调查并担任首批调查员，我们最终通过他们收集到了来自943个社区的逾4000份调查结果。许多调查员主动要求把他们的酬劳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令我十分感动。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很辛苦，不仅要加班加点地工作，还要应对令人压抑的消息。但大家还是在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人。
在武汉的抗疫举措中，社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在中国，城市社区由居委会统一管理。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社区通常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网格单位，在居委会下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指定专人负责。以网格化管理结构为基础，政府政策在基层更容易实施。
许多中国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社区的概念相对生疏，日常生活中与居委会的联系并不多。但遇到公共卫生危机时，你会发现，社区系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期间，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天检查居民的健康状况，给社区消毒，挨家挨户送菜送药，帮忙倒垃圾，处理所有紧急事务。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居委会、志愿者团队这两大社会基础设施提供完善的服务时，居民报告的精神抑郁指数明显降低。
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正在给居民楼消毒。图片由唐傲提供
封城期间，志愿者团体对社区有何影响？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居委会开始人手不够。于是许多居民自告奋勇担任志愿者，帮助左邻右舍。
我们曾采访过的一位外卖配送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封城期间，因为回不去老家，他就索性一直留在武汉工作。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给医院送餐的订单，还收到附加的100元额外打赏——医院周围是武汉感染风险最高的地带，当时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这位外卖员后来发现，下单的这位女士其实并不认识医院里的任何一个人，只是看完新闻后深受触动，毅然决定为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做点什么。
这位女士后来一直会时不时地为医院下单，并额外打赏骑手。一天，她给了这位骑手三个N95口罩作为配送“小费”。骑手收到后十分惊喜，也充满感激，因为当时N95口罩非常稀缺。这位女士告诉骑手，这些口罩是一位医生为感谢她订餐而送她的礼物。这位在抗疫前线工作的医生自己两天才换一次口罩，但还是尽力省下口罩送给她，而这位热心女士又决定把口罩转送给外卖骑手，因为她觉得骑手会比自己更需要它们。危机面前，大家都在为他人着想，这位骑手深受感动。为了将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他决定加入志愿者团队。
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这位外卖骑手一样，起初犹豫不定，但随后纷纷被网上的新闻和故事激励，被左邻右舍和素不相识之人的慷慨相助打动，受人们抗击疫情的顽强意志鼓舞，坚定地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即便多数人都居家隔离足不出户，他们依然通过微信给予彼此精神支持，协调各项事务。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们的付出与努力温暖了别人，也鼓励了自己。我记得一位志愿者告诉我，“还好做了志愿者，不然这70多天憋在家里，我可能都要抑郁了。”志愿者工作给予他们的归属感，彼此间的联结、信任与善意，对于缓解焦虑、增强信心十分有效。
志愿者们正在搬运获赠物资。图片由唐傲提供
您的研究发现如何应用于其他国家？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的社区架构十分独特。一些在中国反响积极的举措在其他国家、地区未必适用。但可以确信的是，加强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即我们在研究中强调的社会凝聚力——可以增强社区的活力与凝聚力，使居民在危机面前团结一致，共渡难关。政府可以创造更多增进居民间情谊交流和信任的机会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CASER中心刚刚在香港完成了一项类似的研究，目前还在跟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合作，搜集美国的相关数据。我们计划将这三组数据进行对比，了解各个地区抗击疫情的方式有何不同。我相信对于大城市来说，新冠肺炎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以此为鉴并从中汲取经验，可以为应对下一场挑战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