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昔日在上海宝山区虎林小学的同窗邀请童世骏在他们的54周年同学聚会上发表讲话。四十年来，童世骏一直与当代哲学和教育改革领域的杰出人物保持着密切交流。收到同学们的邀请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讲《金银盾》的故事——这是当年小学二年级教科书上的一则寓言。
“这是西方的故事！”童世骏笑着说。故事中，两位罗马将军正在就一块盾牌的材质问题争论不休。一位将军认为盾牌是金制的，另一位则坚称它是银制的。最后，制作盾牌的工匠解决了争端。工匠说，他们二人都说对了但又都说错了，因为盾牌一面是金子做的，另一面是银做的。两位将军只看到了盾牌的一面，所以都没有弄清这块盾牌真正的材质。
“虽然当时年纪还小，但故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幸能了解生活的两重性，”童世骏解释道，“对比文化大革命前后、改革开放前后和高考制度恢复前后......我们真正见证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许多变化。”
2018年10月，童世骏（第一排中间，左边手捧花束的女士是他的老师）与小学同班同学在54周年同学聚会上的合影。童世骏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虎林小学就读。1949年后，中央在上海规划建立了两个最大的工人新村，虎林小学当时就位于其中一个的中心
渴望探究事物的两重性成为童世骏一直以来孜孜前行的力量源泉。这份动力驱使他跨越半个地球远赴挪威攻读博士学位；引导他通过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作品研究现代化的未来和缺陷；激励他以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身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在美国学者的指导下将一本德文著作译为中文；促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领导职务，运用其教学和学术经验搭建国际交流与批判性参与的世界级对话论坛。
如今，在这份求索动力的引领下，童世骏来到了一所独一无二的“具有两重性”的院校——上海纽约大学。他于6月1日起从创校校长俞立中手中接过“帅印”，就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及理事会理事长。
在童世骏看来，他早年对当代生活两重性的兴趣源于其独特的成长经历。他在童年亲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儿时与外公外婆在浙江萧山偏远的传统农村度过了六年时光；后来到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区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代。
童世骏说，外祖父母是农民和养蚕人，从灌溉农作物到纺线织衣均以传统的方式生活。乡村生活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夜深人静时桑蚕咀嚼桑叶的沙沙声。
1977年末，中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1978年春天，作为高考恢复后的首批大学生，童世骏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开始从学术视角思考自己曾生活过的“两个中国”可以如何彼此调和、互补互进。他师从著名哲学家冯契，攻读哲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在冯契的指导下，童世骏对传统中国哲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传统中国哲学如何与西方哲学进行全方位对话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989年，童世骏与其导师、好友及同事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挪威卑尔根大学合影。二人至今仍是好友，并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三月我外孙出生时，奎纳尔是我的外国朋友中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的。”童世骏说
1988年，童世骏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挪威卑尔根大学学习，并于1994年在该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间，他的导师、现为该校哲学系荣誉教授的奎纳尔·希尔贝克引见他认识了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既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又是现代性的捍卫者，认为其有潜力造福社会。这一立场让成长在快速开放的中国、后又旅居在因冷战依然四分五裂的欧洲的童世骏产生了极大共鸣。
但最打动童世骏的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即每个社会和机构要想实现理性和人性化兼备的行动和发展，都必须围绕这些行动和发展展开真正的辩论和讨论。虽然对童世骏来说，这似乎是个耳目一新的理论，但他意识到，它与自己的信念十分吻合，也是自己自1984年在华东师大执教以来，一直努力在教学中实践的哲学理念。
“哲学家通常要独立思考——想象他人对我们正在分析的事物会有何想法，但仅仅想象他人的观点还不够，真正重要的是要参与现实对话，与他人交流分享观点，”童世骏说，“要想培养具备真正世界主义精神的人才，就必须为年轻人创造参与对话的环境和条件。”
事实上，童世骏的教学理念和实践已经得到了华东师大学生的认可，他在1987年被评选为学校最受欢迎的五位教师之一。童世骏表示，之所以能得到学生的认可，主要是因为他别出心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方法。他的课注重结合历史语境和欧洲哲学传统探讨马克思的作品，帮助学生摆脱早期课堂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
“在至今获得的所有奖项和荣誉中，最让我引以为豪的是被授予的‘最佳教师’称号——因为这是学生们投票评选的结果，”童世骏说，“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表明我成功为学生们搭建了自由交流的平台。”
2019年11月，从华东师大卸任领导职务前不久，童世骏参与华东师大本科生的午餐讨论会
2004年，童世骏从华东师大的教学和管理岗位离任，前往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他将这段经历称为其学术生涯中最多产的时期，其间深入探究了哲学如何助力中西双方探讨现代性的本质和发展方向。在社科院任职期间，他有很多机会出访，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切磋交流，并在巴西、冰岛、韩国等世界各地发表演讲。
“童世骏博士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不同文明间沟通对话的理念为基础，为东西方关系贡献了一套独特理论。这种理论提出的时机也再合适不过了。”在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担任技术哲学研究教席的加拿大哲学家Andrew Feenberg博士说。
波士顿学院荣誉教授、《哲学与社会批判》（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期刊主编David Rasmussen表示，童世骏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将哈贝马斯“最杰出的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译为中文。“这是关于当代法律和社会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所以将其引入中国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可以真正推动公民社会的讨论。”Rasmussen说。
童世骏表示，虽然他非常享受在上海社科院的工作，但“大学理念”一直深深吸引着他。培育哈贝马斯视为现代公民社会之基础的实际对话的能力和兴趣，也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愿望。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在建成不久的孟宪承书院举办了“面对面对话”活动。其间，童世骏与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们分享了他对如何充实大学生活的看法。童世骏和他的同事们率先将书院体系（类似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中的书院体系）引入大学内部，以“鼓励学生参与校园内的课外互动，营造独立自主的共同体生活”
2011年7月，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正式签署上海纽约大学合作协议后不到一年，童世骏便重返母校担任哲学系教授及校党委书记。童世骏表示，他的主要任务是践行基于商谈的集体领导，这段行政管理经历也将他的哲学实践推向了高潮。
“哲学可以在不同学科之间、在学术领域与日常生活之间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童世骏说，“在我看来，作为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或者说学术领域的服务者，沟通是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与领导团队成员、学校同事、学生沟通，在不同学科之间沟通。”
“因此，我可以将自己的哲学热情与行政管理中运用到的哲学原理相结合。你看，我就是想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耶鲁大学哲学及政治科学讲座教授Thomas Pogge是童世骏多年的挚友和同事。他表示，“世骏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擅长将哲学融入历史、经济学、公共卫生、政治科学等学科领域，运用哲学理论深刻反思政治、文化和科技。他公平公正、朴实谦逊，怀瑾握瑜又不失幽默风趣。”
在童世骏看来，上海纽约大学是继续其哲学实践的不二之选。跨文化交际是哈贝马斯（和童世骏）眼中构建理性社会和人性社会的核心要素，而国内外学生各半的上纽大恰是这样一间跨文化交际“实验室”。
“上纽大学生的心态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他们乐于探索新鲜事物并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探讨交流；他们勇于发问，逐步学会独立思考、通过自主合作解决问题。”童世骏说。
“中美两国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均拥有深厚而悠久的历史传统。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将各自的优良传统融入双方的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2012年3月，童世骏与时任纽约大学校长的John Sexton在纽约合影。童世骏表示，Sexton最近出版的新书《守护理性：独断论时代的大学使命》（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鞭辟入里、立意深刻。“我同意Sexton的观点，即对抗俗世独断论威胁的最佳途径是为年轻人搭建平台、创造空间，培养他们在一个鼓励对话、提倡辩论的文化中引领世界，而不是闭目塞听、固守教条主义。”童世骏说
上海纽约大学创校校长俞立中相信，童世骏是担任这所跨学科、跨文化高校掌舵人的不二人选，未来将带领上纽大为纽约大学全球社区做出更多贡献。
“他为人谦和，善于沟通，愿意和师生交朋友。多年来，他直接参与和帮助了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和发展，”俞立中说，“相信在童世骏校长和雷蒙校长的带领下，上海纽约大学事业一定会持续发展，不断进步。”
“在多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期间，童世骏一直坚定倡导上海纽约大学作为第一所中美合办院校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独特地位，”雷蒙校长说道，“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哲学家，是接任俞立中校长的最佳人选，我非常期待未来与他合作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