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企业在何处运营，都需接受当地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的约束。素有“红带文件”之称的各类规章制度，是政府规范市场、减轻诸如环境污染等企业运营负面影响的重要工具；但监管和限制措施同时也是一项“有形成本”，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这笔经济账究竟应该如何计算？多年来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围绕此问题有诸多探讨。
近日，上海纽约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Geoffery Zheng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商学助理教授Bruno Pellegrino发表合作研究，提出一种开创性的量化方法，可用于估测“红带文件”所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研究成果刊登于《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期刊，为企业运营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Zheng教授表示，以往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在衡量监管条例对企业运营的影响时，会直接向企业发起调研，且在问卷中大多使用描述性问题，例如“某法规对贵司影响有多大？请从‘完全没有’到‘很大’中选择合适的答案”。然而，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首先，从定性问题中获取的答案无法直接用于定量评估，研究人员往往只能根据问卷结果进行推论，其论断缺乏统计数据支持。此外，企业方在调研中可能会脱离真实财务数据，仅凭主观判断给出答案，其客观性无法保证，从而导致后续推论进一步失真。
为解决这些挑战，Zheng教授与合作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一套将描述性答案转化为估值数据的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估算由“红带文件”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研究团队注意到，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条法规可能由于执行力度的差异，对企业造成不均等的影响。因此，团队在所提出的衡量方法中，将监管措施的影响建模成一项“影子税”，通过分析每家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MRPK），测算其所承担的“影子税”税额。
MRPK能够反映企业在追加资本时的潜在收益能力。以制造业为例：MRPK代表着工厂在购入一台新设备后，可获得的额外利润。通常情况下，相比不受限的企业，受“红带文件”限制的企业会有更高的MRPK。也就是说，对于受限企业而言，如果取消现有的限制措施，它们能够通过进一步扩张，创造更多收益。但实际情况下，“红带文件”限制了这些企业进行投资，从而无法实现潜在收益，并最终转化为GDP损失。
研究的下一关键环节是，分析企业的MRPK与其给出的调研问卷答案是否一致。Zheng教授认为此举能够更加准确的评判企业的经济成本。“如果一家企业声称深受监管影响，但它的MRPK却与不受限的企业一样，那么说明‘红带文件’并非是造成该企业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是管理层的借口而已。”在计算完“影子税”后，研究团队利用经济模型对两方面进行量化：监管造成的投资资金减少，以及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这两项关键数据都与GDP损失密切相关.
研究团队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分析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匈牙利、奥地利和英国七个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结果显示，“红带文件”确实造成了实际经济损失，上述国家的年均GDP损失高达1540亿美元。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即使在欧洲发达国家当中，限制措施在企业间造成的实际影响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研究强调，“红带文件”的经济影响不单单只是源于监管框架对某类行业或企业的偏袒，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体经济当中，且会造成严重的投资不足。
与以往探讨“红带文件”影响的研究不同，这一创新方法整合了企业层面的调研结果、财务报表和计算GDP损失的经济模型。Zheng教授指出，这项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对这三项要素进行的整合协同。“已有研究大多只整合了其中两个要素，有时会导致假设趋于主观或片面。”他补充道，该研究提出的方法还可用于分析不同商业环境中的其他决定性因素，如劳动力政策和政府补贴对经济的影响等。
“限制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各类监管限制确实能够在缓解污染等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找到相应的平衡之法，避免其阻碍经济增长也很关键。”Zheng教授表示，通过提供监管对经济影响的量化数据，这项研究旨在帮助监管机构充分认识“红带文件”的经济成本，即使监管在企业间均等施加，这一成本也依然存在；同时，研究也建议谨慎对待企业对“监管负担”的负面评价，应通过实际数据作出合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