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泰坦尼克号失事后，700余名幸存者被救生艇送至纽约港，唯独六名中国幸存者在抵港仅仅24小时后便被驱逐出境，从历史叙事中消失无踪。驻上海的英国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及其团队自2015年起便一直在探究这六人绝境求生的经历和最终的人生轨迹，并拍摄成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The Six，以下简称《六人》）。
10月21日，罗飞携《六人》做客上海纽约大学放映会，并在影片放映前后，与观众分享了发掘这些无人知晓故事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以及这些困难所折射的过去及当下的仇外、种族歧视与反移民政策。
目前《六人》已在加拿大、中国及泰国等全球各大电影节上展映，并于本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移民电影节（Immigration Film Festival）上进行了全美首映，斩获最佳历史纪录片奖。
导演罗飞
你是如何发现故事线索并最终决定拍摄这部影片的？
约六年前，我的朋友Steven Schwankert找到我，提议合作一部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泰坦尼克号上竟然有中国人？！”制作过程中，每次跟别人聊到这部片子，人们几乎都是同样的反应。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海难，但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船上也有中国人的身影。一想到这个，我们就有了动力去挑战在当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泰坦尼克号事故幸存者超过700人，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流传甚广，至少在他们本国国民中如此。小时候，我们家对面就住着一位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下来的老太太，所有人都听说过她的故事。只要在网上一搜，就能找到她的出生年月、子孙后代和生平故事，以及她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其他幸存者的情况也类似。唯独片中六名中国人的故事鲜为人知。
这六个人是怎么上船的？他们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他们是职业船员，但当时并不在泰坦尼克号上工作，而是住在最低等舱位的普通乘客。凭借丰富的经验与敏捷的身手，他们选择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逃生路线，成为最快一批抵达顶层甲板的乘客，并成功登上救生艇。
他们的故事为何被历史遗漏了呢？在你刚开始调查与拍摄时，有关他们的现存叙事是怎样的？
我们越深挖，就越怀疑这是一些流言导致的。1912年，一些英美媒体的报道曾暗示六人为了求生而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比如称他们“为了登上救生船而假扮成女人”“藏在救生艇座椅下”，或“身份是偷渡客”。当时，背井离乡漂泊世界的华人移民在海外工作、定居的过程中曾面临诸多歧视，而这些指控是否与歧视有关？故事的线索越来越多，而从编造的故事中挖掘真相的希望，却似乎愈发渺茫。
拍摄花絮（供图：thesixdocumentary.com）
影片制作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是如何克服的？
调查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华人在中国与海外留下的档案记录并不一致，而档案中的人名尤其不可靠。研究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八名中国乘客的名单，其中六人幸存，但我们拿到的两份名单中，乘客名字的拼写、年龄以及家乡都不相同——其中一份说一位乘客来自中国大陆，另一份则说来自中国香港。我们向几位系谱学家求助，但都被婉拒。他们说，“非常抱歉，但追踪海外华人的族谱实在是太困难了——一旦到了美国、英国等地，三个字的名字可能变成两个字，你很难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从哪里来。”
由于当时的移民制度，海外华人完全有理由不遗余力地改换身份，并彻底隐藏原有的身份信息，而这给我们的调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还有一大难题在于电影制作，即如何把繁杂的研究项目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制成一部具有观赏性的电影。这就是为什么整部影片的后期制作周期超过了一年。
对于本片，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与海外观众有什么不同吗？
在纪录片领域里，有一个术语叫“reversioning”——即影片制作完成后，为适应某一市场而再量身定做剪辑出另一版本。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我并不认为，一旦中国观众进了电影院看电影，就一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当然，我们的确希望让观众完全领会电影的内涵，但整体上来看，我不认为不同地区的观众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或者说，我肯定不会刻意迎合这种差异。我做电影的方法，就是拍完了剪，直到我看着舒服了为止。对我来说，制作电影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更像是做陶艺，直打磨到外观让人能接受为止。
整体而言，观众的观影感受比较一致——如果满分10分，许多人打了8分，并表示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有的观众可能期待它像电影《泰坦尼克号》一样。但他们看完大概会问，“怎么会有这么多资料？我们是在图书馆里搞研究吗？沉船呢？”
传统的纪录片通常利用旁白从头到尾讲故事，而我们跳脱传统，选择以研究者的视角讲故事，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种视角使结果看起来更不明朗——这正是我想要的方式。
网上不少评论说，“天哪，我看哭了”，或是“我们带着儿子一起来看，他以前对历史毫无兴趣，但却觉得这部影片相当棒。现在他还想做研究员！”影片所放映之处，观众都有类似这种反馈。
《六人》剧照（供图：thesixdocumentary.com）
影片拍摄结束后，你还有更多发现吗？
我很高兴并没有其他重大发现。许多人发来邮件说，“故事里的那个人是我朋友的叔叔，”但调查一下就发现，他们只是同姓，并不能证明什么。如果某个线索看起来靠谱，我们肯定会去调查，但太多线索都是误导性的，因为人们都想和泰坦尼克号扯上点关系——这并不奇怪。
现在，我们稍微打开了华人故事的大门。以前人们不想讨论这些故事，是因为他们下意识认为，“他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觉得我们的作品消除了这种误解。方国民（其中一名幸存者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和他的家人讲述这些故事，对大众更多关注华人历史有所帮助。他们开放且温和的态度，对其他的中国幸存者和家人也是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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