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上纽大暑期阅读交流项目与中文语言项目联合主办了一场座谈会，师生员工们围绕中文方言，分享了各自的经历与关于方言流失的思考。本次活动的嘉宾有：全球中国学副教授、中文语言项目主任邹昕；全球中国学助理教授黄嘉莉（Ka Lee Wong）；中文语言高级讲师顾蓓蕾和宋颖；写作与口语高级指导老师Yanny Liang和上纽大2028届学生Bonnie Chang等。
座谈会的开场，活动策划者和主持人、写作与口语指导老师Ling Groccia朗读了上纽学生本年度暑期阅读项目的必读之作——作家罗宾·沃尔·基默尔（Robin Wall Kimmerer）的作品《编结茅香》（Braiding Sweetgrass）中的节选。作者在这本书中探讨了自己的母语——波塔瓦托米语的失传现象。
Groccia说，中国有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说方言是相当私人的事。“有些人一切换到方言模式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十分活跃。方言与家庭、记忆和故乡紧密相连，承载着强烈的情感。”
Groccia还认为，和普通话相比，一些方言被边缘化，甚至濒临消亡。“这是文化的巨大损失。组织这个活动一是想让大家从《编结茅香》这本书中有所收获，二是希望鼓励大家分享自己关于方言的记忆和故事。”
随后，邹昕教授梳理了二十世纪国语运动对方言和普通话地位消长的影响。她指出，“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普通话的推行是以牺牲各地方言和多元性为代价的，如果抛开具体的历史语境，这样的二元对立是失之过简的。”
她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为切入点，回顾了早期语言政策制定者与语言学家 所做的诸多努力。在众多的国音统一方案中，“会通派”主张从不同汉语方言中选取语音元素，以创造出一种能反映古今南北特色的，能代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国音”（national sound）。尽管这个主张的初衷是好的，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使用者，这一方案并未成功落地，取而代之的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普通话体系，即我们今天熟知的“普通话”。
接着，黄嘉莉教授介绍了她的研究，探讨了在新加坡，使用粤语进行媒体报道与政府推行普通话作为第四大官方语言之间的矛盾。她指出，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的是闽南语、潮汕话和粤语，新加坡政府的双语政策却要求在新华人必须使用普通话。
黄教授从小在香港长大，粤语是她的母语，同时，她还拥有客家血统。她表示，“语言可以习得，但情感的归属往往只属于母语。虽然我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是英语，但我无法真正与它产生情感共鸣。”
2028届学生Bonnie Chang在美国长大，但粤语仍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大部分场景下她都说英文，但父母和长辈在家里一直用粤语跟她交流。“小时候，爸妈坚持教我粤语，尽管当时有些抗拒，但现在很感激，这样我就能和爷爷奶奶分享许多‘粤语限定’的笑话。”
这场座谈会也收集了许多来自上纽大家庭的声音，不同方言背景的同学都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2025届学生邵彦瑞在成都长大，习惯用四川话与家人、老乡交流。“菜市场里大家都说四川话，用方言好像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尽管从小学起，课堂上都用普通话，但她表示，“讲四川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才能说到点儿上。”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长大的2028届学生Yvonne He则完全不同。尽管从小在家耳濡目染听过不少福州话，听懂也不成问题，但真的要她开口说，却只能说出“去洗澡”“去睡觉”“来吃饭”这样简单的指令。最近一次回福州看望亲戚时，甚至还需要舅舅在她和只讲福州话的曾祖母之间做“翻译”。“我好希望能直接跟她对话，”她说，“我有好多问题想问她。”
尽管语言上存在障碍，她的福州寻根之旅仍收获满满。“这次回福州，我终于吃上了曾祖母亲手做的菜。味道比唐人街或者法拉盛吃到的都要好很多。”她说，“这也是我体验母语文化的一种方式。”
写作与口语高级指导老师Yanny Liang则分享了她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精进自己的台山话水平，并介绍了一个全程使用台山话解说的旅行类视频账号。她坦言，“如果学校能教方言，自然好，能让方言更好地传承下去，但现实是这并不可行。所以看到互联网上出现这样宣传方言的内容，真的很令人欣喜，这为方言学习提供了新思路。”
讨论引发了许多在场观众的共鸣，大家踊跃分享自己对方言的复杂情感，也通过座谈更深刻地体会了方言保护的价值。与会者受邀参加第二天在世界语言沙龙举办的“中文方言之夜”，大家一起用各地区方言对话聊天，亲身体验语言的多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