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的家族生活在维也纳，彼时，纳粹主义正悄然崛起。包括美国在内，多国纷纷收紧移民政策，许多犹太人流离失所。但我家却幸得一位名叫Martin Gang的洛杉矶娱乐行业律师相救。Martin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宣誓书和经济支持，让我的外祖父母和母亲得以顺利移民至美国。
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我外祖母的妹妹Jenny Berger，她在美国举目无亲。她和家人迫切渴望逃离欧洲，寻找一线生机。
就在此时，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出现了：何凤山，当时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一位中国的外交官，愿意为前往中国的奥地利犹太人提供签证。
1939年春天的一个周五下午，Jenny前往维也纳的轮船公司，询问前往上海的船票。得到的回答却是船票已售罄。但她被告知，如果周一再来，可能会有希望。
不愿错过这个渺茫机会的她，在外面一直守候。周五、周六、周日......她在街头度过了漫长的三个夜晚，眼看等票的队伍也越排越长。
周一早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有船票了！她终于为自己、丈夫和两岁的儿子Gustav预订到了船票！
船在海上航行了漫长的一个月后，我的家人和近三万名欧洲犹太人一起，在上海找到了避风港。
多年前，我问Jenny的女儿Ellen，作为一个在上海这座伟大城市出生的人，那段经历之于她的意义是什么，她深情地说：“我们是因中国而得救的。”
何凤山的勇敢和仁慈，拯救了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其中就有我的七位亲人。
令人鼓舞的是，在上海纽约大学，你们也体现了这种弥合分歧、不惧冒险，并深刻理解和珍视普世人性与情感的精神。无论是在课堂学习中，与室友的相处中，还是在全球各地的学习交流中，甚至是在滨江散步与同学偶遇中，你们都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如今，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当外界对西方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持怀疑态度时，纽约大学却看到了无限可能。你们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成功。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向你们所有人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并热烈欢迎Chesler主席、各位董事会成员、童世骏校长、雷蒙常务副校长、衞周安教务长、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校领导及姚明先生。
教职员工们、亲朋好友们：感谢你们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荣耀的时刻。
祝贺上海纽约大学2024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