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全球历史·经济·文化联合研究中心，于2月初举办了一场颇受关注的讲座。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姚远梅副教授做了主题报告，探讨英国于19世纪试图通过建立“科学边界”，在印度次大陆上构建一个“更安全”、”更易于防卫”的殖民帝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联合中心主任、上纽大陈兼教授就姚远梅教授的报告发表了精彩犀利的评论。来自上纽大、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和上海师大等学校的100多名师生出席了讲座。
姚远梅教授以在英国及世界各地档案馆的原创性研究为基础，以大量先前少有人使用的文献为依据提出，所谓“科学边界”计划根本未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势，完全是为英国控制这一地区并阻止俄国在中亚扩张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姚教授指出，这一战略也在印度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地区播下紧张的种子，最终导致了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以及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发生。
姚远梅教授认为，英国的计划在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地区边界沿线制造了安全上的“黑洞”，从而为形形色色的抵抗组织在这里的运作提供了便利，也使得这一带大片边界区域陷入混乱，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边界地区之一。她表示，英国这一战略的贻害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苏联曾在这里深陷泥淖。过去15年间，美国又在阿富汗卷入了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姚教授总结说，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英帝国主义19世纪遗产的黑暗阴影中，如果不解决这些遗留问题，边界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公平与持久的解决。”
姚远梅教授结束主题报告后，陈兼教授在讲评时指出，姚教授的这一研究再次佐证了Neville Maxwell、Allen Whiting、John Garver、Roderick MacFarquhar等学者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原因研究中的形成的主流解释。他引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这一争议“源于对殖民历史的解释”，并补充说，是新德里的“前进政策”，而非北京的“扩张主义意图”引发此次战争。
在谈到探讨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时，陈兼教授说，今天的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国家”，并强调，“从‘威尔逊主义’的生成、到‘大西洋宪章’的签署、再到联合国成立，中国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一边，而这些正是构成“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底蕴的关键原则。
陈兼还指出，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路走来，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的“内在成员”。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现在仍面临着种种深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那些挑战都是来自内部，而并非来自外部。
那么，应当如何这些挑战？陈兼教授的看法是，伟大的思想只有在政治与文化多元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