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来，全球教育的性别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女性不仅在学业成就上逐步追平男性，甚至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反超，长期以来“男性占优”的教育性别差距由此出现“逆转”。
围绕这种“逆转性别差距”，经济学研究往往从劳动力市场激励入手解释，心理学研究则更多强调行为技能、学习习惯或心理成熟度的差异。
近期，香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多多与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吴晓刚共同完成的一项新研究，则从社会结构层面给出了更直接的解释：当制度性障碍被移除，女性原本在学业上的相对优势可能更容易通过教育资源分配机制显现出来。
该研究发表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研究利用香港一项具有“准实验”性质的制度改革，展示了机会平等政策如何改变学生进入不同质量学校的路径，并由此重塑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格局。
从课堂观察到实证研究
吴教授的研究动机，源于他在课堂上的一个长期观察。“我在香港从事教研多年，”他回忆道，“在教授“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这门课时，谈到有关性别分层时，我常常以班上将近90%的学生是女性为例，问学生原因。学生给出了各种解释——从劳动力市场歧视带来的竞争压力，到女生语言能力更强等等。”
这些解释听起来不无道理，但在吴教授看来，它们仍然偏“本地化”。他注意到一个更大的时间序列：教育性别格局的逆转现象，最早在西方社会出现，随后出现在中国香港，近年来也在中国大陆逐渐显现。吴晓刚指出，这种跨地区的比较视角提示我们：推动变化的可能是更广泛、更结构性的社会机制，而不仅仅是文化差异。
在他的鼓励下，当时还是香港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许多多开始尝试运用因果推断方法，把这一“宏观趋势”落到可检验的研究设计中。最终，他们在香港教育制度的历史变迁中找到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切入口。
“自然实验”：香港2002年教育改革
数十年来，香港中学学位分配制度长期采用一套带有性别区分的机制，其中包括颇具争议的性别配额及相关调整。研究指出，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女生在小学阶段的校内评估中往往表现更好；为了维持中学的性别比例“均衡”，系统会对分配规则进行按性别调整，从而影响学生进入不同层级中学的机会结构。
2002年，因为（女生）家长的起诉，相关政策被法院裁定构成性别歧视后，这套做法被废除，香港改为更强调成绩导向、并不再区分性别的分配机制。
吴教授指出：“‘机会平等’是一个很微妙的概念，在实证研究中并不容易直接衡量。我们借助香港学位分配制度改革，评估实施机会平等政策对学业表现性别差距的影响。这个突然发生的制度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准实验的研究条件。”他补充说，这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当此前对男生具有“隐性保护”作用的机制被取消后，学业成就中的性别差距会如何变化。
学校分层如何“放大”差异
研究团队使用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研究数据，比较两类学生在数学与科学测评中的表现：一类在升入中学时受到SSPA改革影响，另一类不受影响。研究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框架，观察政策变化前后、不同群体之间成绩差距的变化，从而识别改革对性别差距的影响。
结果相当明显：在取消对男生具有“保护”作用的分配机制后，数学与科学成绩中的性别差距不仅缩小，更出现逆转，女生开始显著领先于男生。
更关键的是，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认为，这并非因为女生在课堂里突然改变了学习行为，而主要源于学校分流：改革后，女生进入更高质量学校的比例提高，而男生在相对低质量学校中的集中度上升。
吴教授解释道：“在按成绩录取的制度下，女生获得更多进入优质学校的机会，而男生在较低质量学校中的占比相对更高。由于学校质量是影响学业表现的重要因素，这种分流结构会进一步放大原有差异。”
重新定义“机会平等”
研究虽然以香港为案例，但其启示并不局限于本地语境。它提醒人们：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并不只是课堂内的“学习能力差异”或“兴趣差异”，也可能与制度如何分配教育资源、如何把学生导向不同质量学校紧密相关。
吴教授指出，这项研究在结构层面揭示了性别配额机制如何限制改变女生的学术潜力。研究还提示：机会平等政策，给予女生和男生同等的学习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并不止于让他们同场竞技，促进男女平等，而且还可能让女生发挥她们在学习行为和社交技能方面的潜在优势，占据更有利的结构位置（比如进入好的中学），超越男生， 从而导致教育成就方面的“逆转性别差距”。以往我们长期观察到的女性在教育成就方面落后于男性，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限制了他们与男性同场竞技的机会。
与此同时，研究也强调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吴教授补充道：“如果社会的目标是公平，那么政策含义是很现实的。”他指出，为避免产生新的失衡，“政策制定者不能只盯着招生规则本身，还需要正视学校之间的质量差距，或许也需要更细致地理解男生与女生在成长与学习路径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