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天，张骏刚从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踌躇满志，北欧已经住了四年，生活宁静如童话，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尤其让他喜欢。
平淡的日子里，他偶尔显得若有所失。“丹麦最高的山，都不过171米。”对朋友说的玩笑话里，藏着几分不满足。此时的他，心中正憧憬着另一种气象——大山大海，巍峨澎湃。他想要变化，渴望新的冒险。
心动之地是美国。他给普林斯顿大学的Albert Libchaber教授寄去简历，希望加入他的实验室。
这位在凝聚态物理和非线性动力学方向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是当年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1986年获得过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沃尔夫物理奖。
开头并不顺利。
一次学术会议后，张骏乘火车去普林斯顿面见教授，出发前，教授告知他，实验室暂时没有空缺，但欢迎他来实验室看一看，聊一聊。
见面相谈甚欢，可惜教授口风未改。
临别一刻，转机出现。Libchaber无意间瞥见张骏随身携带的速写本，满纸是他在欧洲、美国游历时的街景和人物速写，笔触潦草，却灵气十足。
教授酷爱艺术，是位收藏家。他拿着本子在办公室端详许久，放下、离开，片刻后又折返，再次拿起细看。张骏准备告辞，教授忽然开口，“Jun，何不跟我一起去纽约？我秋天会在洛克菲勒大学重新开始。我想看看，和一个艺术家合作做物理，会是什么样子。”
张骏至今不确定教授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也许他觉得艺术和科学有内在联系，对艺术敏感的人，应该拥有科学所需的某种洞察”。
就这样，戏剧性地，他被Albert Libchaber招入麾下，成为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1994年10月，张骏婉拒了赴法国和西班牙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如愿踏上纽约，在曼哈顿约克大道1230号，翻开了他美国岁月的第一页。
这段伯乐之缘延续至今。2025年，Libchaber教授91岁，张骏飞去瑞士苏黎世，参加为庆贺他的寿辰特地组织的跨学科研讨会。
老先生始终坚信科学与艺术血脉相通。重逢时，他再次提起30多年前初见张骏的直觉， “Jun，你不知道，你对艺术的理解，在你的物理研究里起了多大作用。”
从小断断续续画了近50年画，学习、研究了40多年物理的张骏说，老先生可能是对的。
Part 1 美，额外的要求
2024年4月，凭借在流体物理、复杂系统和软物质等交叉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流固耦合、生物推进、地球流体动力学等方面做出的国际级突出贡献，张骏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有推举他的剑桥大学同行形容，“张骏教授是流体力学领域里的一位诗人”。数年前，美国物理学会（APS）在点评他把流固耦合带入科学主流时，也用了颇具文学味道的词汇赞扬他的实验研究——优雅而巧妙（elegant and artful）。
很难说这样的科研风格与他的艺术直觉无关。美，是他科学世界里的隐形标准，也是让他数十年沉醉其中的理由。
与抽象的理论物理不同，在张骏深耕的实验物理之流体力学领域，美在双重：除了内在的深邃逻辑，还有肉眼可辨的外在万千变化。
2025年7月，他与上纽和纽大两位同事合作的一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物理学会流体科学的权威期刊《流体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 Fluids）上。论文阐明的是影响涡环（一种形状似甜甜圈的旋涡）运动行为的一些因素和它遇到水面反弹的机制。
研究持续了两三年，临近投稿，一切工作就绪，张骏说，还差一张完美的图片。影像发生在一秒之内：水箱里，涡环靠近界面，形貌瞬间分明。张骏拿出合作者在实验室拍到的照片，在不碰触单个像素的前提下，把原本的黑白色渲染成醒目的孔雀蓝。
在他看来，论文发表，靠的不全是逻辑、公式和数据。美感，不可或缺，“那应该是我对自己额外的要求。”
张骏还相信，把美呈现出来，能让人感觉基础科学是可以亲近的。
2023年5月，他与几位同事一起，在学校策划“寻迹科学中的艺术”展览，展出20余幅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影像作品。借助最新的视觉技术，上纽科学家们将微观和无形世界之美，转化成了观赏性十足的艺术表达。
导赏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2018年，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教授对他说，“张教授，您不认识我，但我看过您拍的一张热对流的照片，我太喜欢它了，正是那张照片吸引我进入了流体力学专业。”
时隔几年，张骏仍清晰记得那次对话，因为“纯粹出于视觉美这件事本身，而愿意进入一个新的科学领域，让人感动莫名”。
张骏还想起一位丹麦学生。十几年前，两人合作拍下了一组实验视频。学生看着影像，喃喃道，“It's painfully beautiful.”（这美得让人心疼。）“这种美转瞬即逝，偶尔看到，又感动，又惆怅。”那种幽微、复杂的刹那情绪，张骏也有。
“科学家有时候比艺术家还要敏感、感性。事实上，做科学需要一些非理性的东西，一些看起来没什么逻辑的联想，去相信直觉，在非常有限的空间，去打破约束。”张骏说。
他的许多科研灵感就是诞生在这种“没什么逻辑”的随机时刻——散步、画画、骑车、发呆……
两年前，他在权威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文章，主题涉及地球内核的运动。论文的发表经历了几番激烈交锋。支持他的编辑认为它是“过去十年来，该方向上最具原创性的工作”，反对者斥他的研究为“一个fantasy（幻想）”。
“我喜欢‘幻想’这个词，”听到刺耳的批评，张骏反而笑了，“我就是想追求某种幻想。不为什么，这才有趣嘛。”
张骏称自己是流体力学领域里的“坏孩子”，总要挑战常规。
流体力学，揭示万物流动之道——风如何卷起涡旋？水如何形成波纹？鱼群列队，飞鸟相伴，为何它们集体运动却不会相撞？研究水、空气与其他介质相互作用时，张骏总想让它们动起来、变起来。那很难，但越难，他越兴奋，越想尝试，“有挑战才有意思！”
“这听上去很任性，可能也比较奢侈。美、优雅、有趣，都是个人化的追求，见仁见智。人是自由的，有机会都应该追求自己觉得美、觉得有趣的东西，不是吗？”张骏反问。
Part 2 自由的足迹
张骏出生于60年代的郑州，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五岁那年，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农村。记忆里的那几年，是家人没有尽头的劳作，喷洒农药的飞机，被印染厂污染的河流，喧嚣的大喇叭，果园、农场、尘土、秋风。大人在动荡里挣扎，小孩自顾长大。
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差点没能活下来。捡回一条命后，胆子更大了：扒车、打架、被村民追、逃出家门在田埂上狂跑。书包很薄，几乎不装书，一边骑车一边甩，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帮混小子，野、张扬、无拘无束。
双子座，能疯，也能静。他天生对线条、光影、形态敏感，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在画画。上了中学，对物理产生兴趣，那时是“科学的春天”，杂志、电视、广播里充满科学家的故事，火箭、飞船、缀着星星的夜空，点燃他对科学最初的向往。
80年代，他考上武汉大学物理系，“绝对是超常发挥，因为高中偏科严重，数学物理十分突出，语文英语一塌糊涂”。由着天性玩大的孩子，到了大学也“浑不吝”， “能逃的课几乎都逃，早上基本起不来”。
但他心里清楚，自己热爱物理。比起在教室里排排坐、听课，他更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动手，自己捣鼓、钻研，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读文献。
毕业那年，他放弃了学校分配的工作，自己找了份郑州大学的教职，21岁，第一次上讲台，学生小不了他几岁，他紧张得直冒汗。
得空了，就去远方游荡。他骄傲地说自己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背包客，刚做过外科手术，就敢一个人跑去青海，徒步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晒得像只煮过头的虾米”。
在郑州，他一边教着物理，一边还被朋友介绍给几本都市杂志，做起了兼职插画师。快要出版付印，内容还不够，他会被叫去“救火”，把“天窗”补上——编辑讲文章大意，他根据理解，外加想象，创作一组故事插图。最多一天就得完成。他享受这种极限操作，刺激。
他画得很老道，虽然从没在科班里学过。“画画也许需要一定的天赋，物理是兴趣。它们本质相通，都需要创造，绝对不能重复。”
物理吸引他，因为“物理定律谁也逃不出，但是物理学家要在极有限的空间里发挥想象力，在人类认知的缝隙里创造新东西。就像非常激烈的竞赛，侥幸又成功了，就是那种快感”。
在郑州工作三年后，他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位大物理学家写的文章，说有的美国大学生的基础并不十分扎实，却敢于做前沿研究。他认同，也蠢蠢欲动。那是他第一次对“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产生念头。
他决定去一个高水平但冷僻的地方深造，写信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申请攻读博士，一年后，拿到录取信。那时中以尚未建交，签证是一张“另纸”。除了他，那年几乎没怎么见过从中国去的留学生。
历史上，中国曾接纳犹太难民，两个古老民族又都数次历经危亡，以色列人对中国人常怀好感。几乎每个周末，张骏都会被当地人请到家里做客，远足的山路，餐厅的茄子酱、鸡肝酱，香料的气息，菜场里的叫卖声，友人们的谈笑声，他回忆起来，清晰如昨。
初出国门，张骏感受到的不是差异，而是共通。“人性、好奇心、对美的向往，跨越种族，都能沟通。”
1991年初，在耶路撒冷求学了一年半，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防毒面具发到了宿舍，他无法再待下去了，以色列的阳光成为了记忆。
他选择去丹麦访问，起初研究光学，后来机缘巧合转入流体力学。那时的丹麦，是欧洲学术的热土。对复杂系统科学的关注刚刚兴起，在经历量子物理革命多年后，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又一次成为科学家的汇聚地。
“我赶上了第二个黄金年代，”他说，“量子力学是从哥本哈根开始的。那里不是人们想象的保守地方，非常平等。我作为稚嫩的参与者，该争吵时也争吵，做了些有趣的新东西。难以想象，连博士论文题目都是我自己选定的。”
博士毕业答辩完的第三天，他就动身去了令他兴奋的纽约，开始做博士后，老板Libchaber教授是重量级人物，前两年压力巨大，有时候中午要回家喝半瓶啤酒镇静，才能回实验室继续工作。
跟随新老板，他的研究方向变成了生物物理——那时被认为是“21世纪的科学”，有点想赶上那班火车的意思，“但自己储备又不足，很难做出来好东西”。
有一天，他在旧行李里翻出一本从丹麦带来的杂志，里面刊登着一篇关于大陆板块漂移模拟的报道。他突然想到，自己或许可以在实验室里重现地球上的那些过程。已经很晚了，他顾不上那么多，兴奋地给Libchaber教授打电话，电话里没聊够，两人干脆约在办公室接着聊，在一块巨大的黑板前，师徒从深夜讨论到凌晨。
那是张骏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之一。从那以后，他的研究方向从生物物理转回流体力学。一切开始变得“可以把控”。
Part 3 最好的工作
在纽约立足，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骏仍记得读博期间，第一次从丹麦去美国开会：偌大的会场，上千人身着深色服装，乌泱泱的，他穿着牛仔裤，手里还拿着速写本。那一刻，他心里发怵——这些都是优秀的同行，他该怎样做，才不会被淹没在人海，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Be yourself, be your own hero”（做自己，成为自己的英雄），是他后来在纽约悟出的信条。在复杂庞大的学术和社会系统里，要稳住自己，始终记得为何到这来，想要做什么。Libchaber教授也提点他，纽约也许会让很多人不知所措，但永远不要失去你的灵魂。
1997年秋天，洛克菲勒大学三年博后生涯告一段落，张骏加入久负盛名的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科学家（Research Scientist）。
从年轻学者，到纽大终身教授、上纽物理与数学教授、美国物理学会会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快30年，他都在纽大体系里研究、教学，从未离开。自2001年至今，一直担任纽大库朗应用数学实验室联合主任。
1998年前后，张骏在库朗所建立了第一个流体物理实验室。那时，有两位资深教授一直想建实验室，却找不到愿意冒险的人，去干这个“数学家圈子里的异类活儿”。张骏形容，因为“无知”，所以他敢，当了一回“傻子”。
实验室顺利运转起来后，张骏自由地做他认为有意思的研究，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有一天，最初邀他入局的老教授特地来看他，坐下后说，“Jun，我们喜欢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听我们的。”
张骏说，这就是库朗所的包容。
在纽大库朗所，身份不重要，做出好的工作才重要。中午，大家在13楼的休息区一起吃简餐，不管你是院士，青年学者，还是短期来访的教授，甚至只是在读学生，大家都可以在同一张饭桌上地谈工作、想法、灵感、发现，平等开放，学术至上。
2012年，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携手创立上海纽约大学——中国第一所中美合办的研究型大学。消息几年前就在纽大传开， 张骏决定来上海。
新一段前所未有的冒险，既是重返故土、离年迈的母亲更近，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创业。
实验室又得从零开始了。开头总是难的：地板漏水、设备发霉、搬新校区、屋顶装修，都得撸起袖子自己干。一切安顿妥当，他想，能自由做自己喜欢事情的地方，就是天堂。
他每年都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哪怕已经是资历很深的教授，在这教了十几年，他课后还是会写复盘小笔记，提醒自己下次要如何改进，让课堂更有参与感，让学生在教室里互动起来。
他鼓励本科生进实验室。“零基础也不怕，只要真的有兴趣，肯花时间学，就能学会。”
实验室里，他笑称自己是给学生打下手的人。怕学生们操作不熟练受伤，钻孔、切铝型材，都是他来；水箱漏水，他去补硅胶。实验室不整洁了，他会提醒“熊孩子”，用好工具要放回原处，地面要干净、台面要有序，养成习惯很重要。
他的实验室，成员不超过十人，三名是本科生。在本科生眼里，被院士手把手教，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奢侈体验”。他也像他当年的老板一样，不时提醒年轻人：不要迷信权威，也许你的想法更有创造性。
在科研上，他不想让年轻合作者感觉只是来“搬砖”，也从不催促。他说，相比“量”，更要做到“精”，“不要讨好，不要应付，不要急躁”。新加入实验室的本科生以为六个月就能发一篇文章，但在他的实验室，两年才有成果。
为何愿意带零基础的本科生？他答：“我本科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自己有经验了，上纽也有条件，能带一个是一个。”
他依然相信，最好的工作在下一个，巅峰尚未到来。“实验物理需要丰富的经验。每一个工作都不能量化比较，我永远相信我的下一个项目，漏洞会更少，会更漂亮。未知，总是最吸引人。”
他最近想做一个他相信没有人做过的东西：让一个流体环在空中漂浮，形成像甜甜圈一样的形状，再聚合、散落，最后自我解体。应用方面的意义也许不大，只是好奇，也因为美。他想拍下来，把漂亮的物理过程用简洁的数学模型解释，然后写成论文，介绍给同行们。
如今的科研驱动力跟30年前一样——喜欢。做实验，对他来说，是在和大自然对话。当提问不够精准到位，大自然的回应常常模棱两可，他要做的，是让问题更清晰，更纯粹。那是让他满足的过程。
来上纽12年了，现在的生活很简单：在实验室工作、上课、开学术会、写论文、打羽毛球、健身，偶尔画些速写，劳逸结合，保持身心健康。
他不是完美自律的人，作息不好，常熬夜，有拖延症。报告临近，他也会像不想写作业的学生一样“拖”着，看完球赛再说，放过自己，接受自己无伤大雅的小毛病。
他依然画画。加入了两个上海的艺术群，周末时不时约上朋友一起去专业画室里画。群主布置题目：“蓝天白云，但你此刻置身在黑暗的森林里”，限时创作，他第一个交，还是对极限挑战乐此不疲。
出远门儿必定带上速写本。最远到过南极，研究海洋生物，抽半个小时在冰天雪地里素描，也去法国小镇，画奥维尔教堂，向梵高致敬，还在纽约画过一个即将消失的渔市，清晨五点就到那，像人类学家一样，细致观察，记录倒计时中的鲜活。
去年生日，他许愿要开始创作大幅油画，苦于目前还没有整块空闲时间；他也想创作一部关于水和风的纪录电影，不讲解，只展示美：风吹麦浪，水滴聚散，让人看见自然的呼吸；他享受看画展，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是他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他欣赏画家在苦寒之地里火山一样的灵魂——自由、热烈、有激情。
他也喜欢电影《阿甘正传》。从郑州到武汉，从中国到以色列，从丹麦到美国，从纽约回到上海，他这一路也走得蜿蜒，在一条没有规划的漫长跑道上，在一个接着一个的人生意外里，跟着时代起起落落。
像阿甘一样，一个只管向前的普通人，勇敢，幸运，全力以赴，步履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