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可以和观众无关
陶思烨忘不了18岁那年在广州的一场演出。
天闷得透不过气，雨像是突然倒下来的，砸在临时小剧场的铁皮屋顶上，声音又响又乱。她在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读大二，和六个同学正在跳一支现代舞。
雨声太大了，快把音乐都淹没了，舞台灯也太亮了，她几乎看不见台下的观众。她担心要演砸，但顾不了那么多，只心无旁骛地跳，动作熟练，全是肌肉记忆。
她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看见尘埃在强光下飘，听到自己一起一伏的呼吸和心跳，甚至能感觉出手臂上的汗毛在往哪个方向倒。
她说，那是她第一次感到她爱上跳舞了，“原来，跳舞可以和观众无关，跳舞关乎的是自己，是一件私人的事。”
5岁进少年宫学舞，11岁离开故乡扬州，独自去北京，进入专业的舞蹈学校，算起来，到18岁那年，陶思烨的舞龄已经有13年了。
“在那之前，跳舞是因为擅长，被他人肯定，但自己从来没想过舞蹈究竟是什么。”那场演出，像开悟一般，成为她意识觉醒的时刻。
2024年11月5日，上海纽约大学舞蹈教室，一节寻常的芭蕾舞课，11名同学肤色各异，高矮不一，面向镜墙排练经典剧目《胡桃夹子》。一个月后，这支舞蹈要在全校公演。
上纽没有艺术专业，也没有传统高校的艺术特长生，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来自中国、美国、蒙古、秘鲁、危地马拉和加拿大，只有三人小时候学过，其他都是零基础。喜欢加好奇，驱使她们走进上纽舞蹈课堂。
那天排练的是一个新段落，有跟不上拍子的，有忘记动作的，有怎么跳都觉得别扭、忍不住笑场的，状况频出。陶思烨没有愠色，耐心示范，提点和鼓励时而温柔，时而激情。
热身，她带领学生“扫描”自己的身体——你的耳朵现在是什么状态？你的后背感觉如何？当同学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往哪里看的？你的重心如何？
她让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意识上，下一步再去执行动作。
学生觉得跳得不好看，尴尬，还因为达不到期待感到失落。陶思烨鼓励他们，“不要去想，而是去做。不断的练习，经验的积累，能让你慢慢掌握自己的身体，最终到达能表达自己的层面。”
2023届校友肖京晨回忆，“思烨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这样跳不对，或者不美，她完全抛开表面看上去是更轻盈还是更僵硬，而是深究每个人对舞蹈的体会是怎样。她也不是在改造我们，她只是接纳、理解，然后一起进步。”
如今在芝加哥大学读人类学硕士的她，在上纽主修社会学，选过陶思烨的两门课，随她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
在走进陶思烨的教室前，肖京晨六年没跳过舞了。她五岁开始接触古典舞，直到青春期停下来，因为“不长个，还长胖了”，无法像纤细的仙女一样旋转跳跃。
那时候，她从老师那里接收到的信息是——你正在变得无能。
可陶思烨告诉她，身体的变化，意味着你可以跳不一样的题材，不一样的舞种，并不代表你该从此被拒在舞蹈门外，不是只有达到某一种标准才有资格做这件事。
她说，任何人，任何身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跳舞。
“我在意的不是人们如何舞动，而是他们因何起舞”
陶思烨不是技术至上派，她在上纽实践的是一种鼓励式的教育，强调人人都有平等舞蹈的权利，主张舞者聆听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理念和方法与她本人学生时代接受的训练完全不同。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自己经历的反叛者。
很多年，她被严苛乃至残酷的标准审视和评价。“吃得苦中苦，方为舞中人”，是她少年时代的日常。
因为要达到老师口中的那个特定的“完美”，自11岁起，她的一天就是从天未亮开始的。连续六年，除了周末，她每天五点起床，五点半出门赶早功，七点半吃早饭，除却文化课时间，是四到六小时的芭蕾舞和民族舞专业课，晚饭后，再有两小时晚功。
冬天最苦。雪厚到没过脚踝的日子一样早起，天是黑的，舞房是黑的，有时候练功房就她一个小孩。压腿、翻身、劈叉腾空、小跳、大跳，好几回跳到吐，吐完再接着跳。
教芭蕾的老师手里常握着一把折扇。有一次，她腿没踢到位，扇子重重敲在她腿上，断了，老师丢下一句：“记得给我买把新的。”
11岁就感觉到腿麻，那会以为是劳累，后来，医生解释，那是长期过度训练导致的脊椎侧弯。
某艺术学院附中招生那年，她被拒，面试老师说，我们很喜欢这个孩子，她的臂长、腿长、脖子、头围我们都用尺量过，符合黄金比例。可惜，她的脊椎不够笔直。
美，真的需要这样高度标准化吗？
陶思烨开始怀疑，甚至“反叛”。但，那不是发生在一瞬间。变化，是一个过程。
大学里，她“不务正业”，常跟学文学、新闻传播、社会学、经济学的朋友待在一起，因为“他们身上有不同的气质，能从他们那学些有趣的，让我看见我身上不太好的东西，然后有意识地抛掉它”。
她不爱化妆，不太追剧，很少逛街购物，她参加话剧社团，听很多音乐，读杂书，看展览，喜欢印象派的画作，现代主义的雕塑，喜欢“从舞蹈的圈子里跳出来看舞蹈”。
她视“舞蹈剧场之母”皮娜·鲍什（Pina Bausch）为偶像。这位来自德国的现代舞先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I'm not interested in how people move, but in what moves them.”（我在意的不是人们如何舞动，而是他们因何起舞。）
她的思想养料越发丰富、复杂。她自己也想不到，有一天，那些滋养过她的，震撼过她的，会一起照进她在上纽的芭蕾舞和民族舞课堂。
不可预测的成长
陶思烨与上纽的缘分始于2017年。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表演硕士毕业的她，从朋友口中偶然得知，中美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在招聘舞蹈教授，老师需要用英语，教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跳中国民族舞和芭蕾舞。
她觉得这太酷了，决定突破能力边界，从北京来到上海，做一件从不在她人生规划中、同学里无人尝试的事。
第一个挑战来自教材。她寻遍所有资源，找不到任何一本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英文书，辅助她教不同国家的学生跳藏族舞、朝鲜族舞、蒙古舞、傣族舞。
于是，她亲自上阵，翻译舞蹈动作的名称，舞蹈背后的历史故事，舞蹈里讲述的民间传说。
与单纯要求执行动作的刻板教学不同，肖京晨记得，思烨总是希望她们去思考为什么那样跳。
学习朝鲜族舞时，陶思烨问她们：为何这个舞种的动作总是圆的、慢的、对称的？她引导她们阅读，做研究，从文化的视角理解、感知身体的表达。
肖京晨由此知道，那是一个“视等待、自然、留白为美的民族”，那样的跳舞方式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与古人有了某种联系”。
皮娜·鲍什对陶思烨是有影响的。和她一样，陶思烨是舞者，也是编舞，她在课上不只示范动作，更会发问，挖掘舞者内心深处那个“你是谁，你为何而跳”。
2023年春季期末秀，肖京晨和八个女孩表演了杨丽萍的一支作品《高原女人》。
太阳歇歇么 歇得呢
月亮歇歇么 歇得呢
女人歇歇么 歇不得
女人歇下来么 火塘会熄掉呢
……
曲子简单，是用云南方言吟唱的。舞蹈动作粗粝、质朴，表现的是高原女性非一般的坚韧、勤劳和牺牲。舞蹈结尾，肖京晨被众人托举到最高点。有现场观众感动拭泪。
这个动作排练了很多次才成功。肖京晨说，“思烨以近乎质问的方式，让我想象、代入——如果我是这个女性群体的一员，我被这样托举，会是什么感觉？”
肖京晨忽然就想起了自己的外婆和奶奶，“我走了她们从来没走过的这么远，我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们的存在。”
她也是第一次从身体层面，直观地感受到“托举”意味着什么。“那不再是抽象动作的语言描绘。当我的身体被托起时，我相信我就是那个女人，是想过逃跑的女人，是怀孕、生育、劳作的女人，是撑起了整个家的女人。”
演出时，陶思烨看见了肖京晨眼里因为深深共情泛着的泪光。
这是她期待看到的学生样子——在舞蹈中，撕开表面，感受和表达最真实的自己，或重新发现自己，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学会与他人合作，某些时刻，愿意把身体“交给”其他舞者同学，带着信念，共同完成作品。
来上陶思烨课的学生，国籍和专业五花八门，舞蹈并非他们的主课。可有趣的是，在上纽博雅教育的土壤下，这门“兴趣课”、辅修专业，竟意外为一些学生埋下了人生的另一条伏线。
主修综合人文的王胤淇来自内蒙古。陶思烨记得，第一堂课上，他听到左右方向的指令都要反应一下，几乎没有舞蹈基础。但他无比刻苦，进步之巨大，肉眼可见。他修满了上纽所有的舞蹈课，大三开始，想以舞蹈为志业。大四，和舞蹈课上认识的主修哲学的女友梁晓，双双申请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攻读舞蹈硕士。
最近的消息是，两人已在美国哥伦布当自由舞者和编舞，作品在各大艺术平台可见。
像这样按照“不可预测的方式”悄然成长的孩子们，陶思烨如数家珍。
主修交互媒体艺术的沙嘉韵，如今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舞蹈研究生。从纽约校园来上纽交流的王孙博宇，跑去了剑桥大学读艺术硕士。
主修社会科学的Amy Ernst，工作几年后，决定重返校园，赴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学舞蹈；专业是心理学和集成数字媒体的纽大学生冯采艺，在上海交流完回到纽约，决定选择舞蹈作为研究方向，拿到了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舞蹈编导艺术硕士录取通知，以及几乎全额的奖学金。
跳舞，有什么用？
在陶思烨眼里，上纽的学生开放、敏锐、爱冒险、善于思考、有批判精神。在学生眼里，这些优点，又何尝不是陶老师与他们的共同点。
师生相互成就，也许正源于此。
她总是在问问题。比如，舞蹈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
坐公交车，眼前闪过一片待拆迁的房子，她好奇，想去看看。四下漆黑，几乎搬空了，唯有一户亮着灯，里面传来萨克斯风的声音。一位大叔骑着电瓶车迎面过来，车头挂着个音箱，音乐格外响。大叔停下车，拉着她说了一个多小时，说他的不舍和不甘。
陶思烨脑子里冒出无数画面，觉得应该记录点什么。
她和一位独立摄影师朋友找到一间只剩沙发椅和乱砖块的废弃屋子，然后穿着素衣，在落满灰尘的水泥地上起舞，影像被制作成舞蹈短片《娑婆》（Shattered Ripples），讲述一个女人和老宅的告别。
她形容自己的这支黑白片，“柔软又坚硬”。
作品最终斩获2022年美国洛杉矶公共舞蹈电影节 “最佳评审奖”，在15个国家展映过，入围了24个国际舞蹈艺术节。
她的另一支舞蹈纪录片《看与被看》（Watch, and Being Watched），邀请了五位上纽学生一起创作和表演，呈现的是舞者与观众之间的角色互换，也在同一个电影节上获了奖，拿下“最佳舞蹈和公众融合奖”。
最新的喜讯是——今年的编舞作品《尘埃之上》（Floating Dust），刚刚入选2025年美国奥兰多现代舞编舞节，表演者是她汉唐舞课上的学生孙羽卓。
陶思烨说，这支作品想要探讨的是人的孤独，隐秘的情感，潜藏的能量。她时常在想：舞蹈究竟能如何揭示人？又带给人什么？身体和思想到底是什么关系？
学生肖京晨给过一个让她惊喜的论述。
她觉得，舞蹈带给了她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不是显性的，不是说人人最后都要成为舞蹈家，而是让力量在我们身上萌发。”
她描述起舞蹈课的学生群像，“我们这批同学里，有人走上职业舞者的道路，本科阶段就试着把物理、哲学融进舞蹈，这都是挑战常规，是创造。而我自己，会大大方方地去跳广场舞，这是很小的事情，也是创造力。舞蹈让我认识自己，意识到我是灵活的、结实的、柔韧的、善于观察的、肌肉力量不足的、笨拙的，但不只有流畅的才是美的，凝滞、卡顿，也是一种表达。我以前不敢承认这样的自己，现在我敢。”
“清醒且自洽，是创造很多东西的起点。”肖京晨语气笃定。
相比“创造力”，陶思烨更爱谈论“感知力”。
她始终觉得，跳舞的人，是生活里更敏锐的捕捉者。“敏锐到可以察觉，自己是如何端起一杯咖啡的，地铁进站时地面在如何颤动，风从哪个方向吹来。”
这样的感知，也是在探索身体的边界——“你不知道人可以灵敏到什么程度。跳舞，让人容易向内看。”
她相信，舞蹈是人的本能，带着无需翻译，自会流动的情感。当意识和身体同时迸发出能量，是一件酣畅淋漓的事，“有时候，舞蹈的妙处，就在于探索身体和思想在控制与放手之间的微妙转换“。
“理智可贵，但人总是需要一些原始的，疯狂的，来不及去想的，非理智的时刻。学生在其他课上，也许习惯了听、想、理性推演，但舞蹈课，让学生放下这些认知惯性，试着让身体先于意识。”
舞蹈，拓宽了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在上纽，舞蹈也作为一种具象化的手段，让这里的国际学生理解异国文化。
2018年，陶思烨教过一个班，八个学生，没有一个中国人，“文化上那么不同，但是情感是共通的”，大家一起学跳藏族舞，作品探讨的是藏传佛教里的“无常”和“轮回”。
她带学生看藏族坛城画。画作，用彩色细沙绘制几周而成，一瞬间，僧侣用双手将其摧毁。最后，沙子再次撒入江河，万物流转不息。
学生们能感受到舞蹈里的深意，大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那个时候，真觉得，舞蹈是无形的文化桥梁。”陶思烨说。
在上纽当了八年老师，她觉得自己也在跟学生一起变化，长成了她没有想过的样子。学校里的各路“神仙”，不时带给她新的视角。
去年冬天，她与交互媒体艺术专业的Jung Hyun Moon教授合办了一场“舞蹈与AI”的工作坊，尝试用动作跟踪系统和机器学习模型来重新解释舞蹈动作，探索新的艺术体验和教育方式。
她还在酝酿新的舞蹈影像作品，最近两年，一直在关注上海的“无桌面人群”——那些不依赖固定电脑桌办公的人。她走进了钢铁厂，与工人素人共舞，基于他们真实的劳动状态创作。SMG（上海广播电视台）拍过，剪成了一部纪录片，叫《路过·人间》。
短期任务满满当当，至于更远的未来，她想得少，“保持学习，保持开放，谁知道下一站会遇见什么惊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