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严登峰从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毕业，在刚刚创刊的《东方早报》开始了第一份工作。
初到上海，他被分到“法律条线”，成了这座城市里，最早跑庭审现场的政法新闻记者之一。
“上海一中院下辖的法院，我基本都跑遍了。”当时身旁坐着的，多是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大家一起边听边学。
原以为记者只是“写文章”，入行后才懂得，真功夫落在下笔之前——于混沌信息中理清脉络，在一次次闭门羹后坚持追问。这份工作对训练、经验和判断力的要求远超想象，“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优秀的同行。”
一年后，他认真考虑起转行。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为此，他买回厚厚一摞材料，准备司法考试；二是拾起大学时就产生的那份对市场营销的浓厚兴趣。
21世纪初的那些年，营销与品牌的理念正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从商业延展至公共议题，“国家营销”“城市品牌”等概念，也兴起了。
2005年，他离开上海，去香港浸会大学读市场营销学硕士，后来又到香港科技大学读博。
2012年博士毕业，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USTA）向他递来橄榄枝。犹豫时，导师一句“趁年轻，多去看看”，轻轻推了他一把。
在美国六年，他从助理教授升至长聘副教授，生活渐稳。而每次回国，他都像撞进一个加速的世界：纸质菜单变平板点菜，平板又化作桌角的二维码，其间相隔，可能不过半年。
近距离观察新颖的市场营销实践，知道领域内正在发生什么，对他而言，很重要。
2018年，严登峰决定回国，加入上海纽约大学。
反复思量的日子里，一段冬日的记忆闪回。2007年12月，他刚读博一，第一次坐在“学术冬令营”会场的台下。当天受邀分享的嘉宾里，有后来出任上海纽约大学商学部主任的陈宇新教授。
面试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进行。收到offer那天，他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约，甚至没先去未来办公的地方看一眼。
时隔15年，严登峰回到上海。
当时，上海纽约大学还在世纪大道，他的办公室正对着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大楼。一抬眼，便能望见楼顶那座熟悉的报时钟。曾经跑新闻的地方，如今与他一窗之隔，命运神奇。
政治学、政法记者、市场营销、大学教授，几番专业和职业变换，让他对“路径依赖”、人生规划有了新的理解。“人在每个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都有一个适应新角色的过程。许多能力，其实都可以在过程里慢慢学会。”
“曾经认定绝不会喜欢的很多事，真去做了，会发现未必如此。”人不必被初始轨迹限定。真正的节奏，是在随缘中守住专注。
“教学新人”的进阶
“20年前，如果有人问我喜不喜欢教书，我肯定说不喜欢。”
那时的他，认为自己“是个i人”，一心只想埋头做学术、写论文。可命运偏偏把他推到了需要“不停说话”的位置——读研期间，他成了一名助教。
刚开始用英文和学生交流，他说得磕磕绊绊，表达“支离破碎”。期末的教学评估，自然拿不到高分。
读博后，他第一次站上讲台，独自面对本科生，讲授“消费者行为”（Consumer Behavior）。
有段日子，他常在网上观摩名师公开课，一边感叹“怎么会有人讲得这么好”，一边琢磨如何用到自己的课上。
“教师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同时还是演员。”他说，“一节课就像一集剧，哪里该设问、哪里该展开难点、哪里又该轻松一下，都要设计。如果是持续一学期的课，那就得排成‘连续剧’，多少集、每集讲什么，心里要有数；如果只是一天的短期课，那就得浓缩成一部‘电影’。”
“而且每学期，学生都会换一批，你得尽快了解他们。”
即便是现在，每学期上第一堂课前，他还是会紧张，“和学生熟悉了，才会慢慢放松。”得益于小班教学，一堂课通常十几人，“基本上两三周下来，我就能记住每个人。今天谁没来，看一眼就知道了。”
为了让学生保持兴趣，就算同一门课教了多年，他每学期仍会花大量时间修改教案。“现在一节课往往三小时，我理想的状态是全程无‘尿点’，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找出那些就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例子，可能是我备课中最花心思的部分。”
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讲到市场营销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从营养成分表上的千焦和人们惯常使用的卡路里，引出标签对消费者的潜在影响；就连学校咖啡馆的“买九送一”集章卡，也被他设计成了课上的小组作业。
“身边的同事、同行都非常乐于分享资源。他们经常带学生走进企业，亲眼看到营销决策是如何在现实中制定的。这种近距离的观察，对学习的帮助是无可替代的。”
学生看到了“所学即所用”，他也在每一次的教学迭代中不断积累。“当你能在一个领域长期探索、观察，对问题的理解会越来越深，自己的竞争力也会随着时间增强。这本身就让人感到踏实，也让人喜欢。”
2024年12月，严登峰荣获当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成为上纽大首位获此殊荣的教授。
得知消息时，他有些感慨。不知从何时起，教学已不再只是一份工作，而成了一件让他愿意全心投入的事。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评分很低的助教，现在也能站在这里领教学奖了。”
当营销学拥抱“人”的全部
在市场营销的科研版图里，严登峰始终耕耘在“消费者行为”这一方向。人的心理，是他从读博到现在开展研究的基础。
“一天还是二十四小时，人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突飞猛进。”他说，“千百年来，心理底层的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他的理论框架也相对稳定，让他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浪潮中，得以保持清晰的着力点。
现实中的决策，往往不像经济学假设的那般绝对理性。照理说，相同的信息该导向相同的选择，可事实却是，酒瓶上标注“二十年陈酿”还是“产自2005年”，都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这类决策中的“偏差”（bias），一直是他的关注点。也正是那些因人而异、难以精准预测的部分，让他觉得市场营销充满魅力。
价签、宣传栏、广告牌……生活中，他会下意识地留意上面的数字和文案，揣摩不同人看见它们的心理活动。
2019年，他围绕“数字信息如何影响消费决策”的研究，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此外，他还先后入选了上海市“曙光学者计划”和MSI Scholar。MSI Scholar由美国营销科学机构（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MSI）设立，旨在表彰市场营销领域表现杰出的中期（mid-career）学术研究人员，那一年，全球仅30余人获此荣誉。
与二十年前相比，“营销”已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因为时常和“贩卖焦虑”等联系在一起，还蒙上了一层贬义的色彩。然而在他看来，营销依然大有可为——尤其是在健康与福祉这类真正重要的议题上。
比如，过去三十年，我国居民膳食中脂肪在的比例持续攀升，这背后潜藏着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隐忧；又如我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长期远低于很多国家和地区。
如果说，营销擅长的是把一个行为做成习惯，那么更值得被推动的，恰恰是那些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有一天，天气一冷，人们能像想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样自然地想到：是时候去接种流感疫苗了。”
无论是让人关注、读懂食品成分表，还是促使企业进行更负责任的传播，他希望通过研究，推动哪怕一点积极的改变。
2021年夏天，他走进浦东图书馆的报告厅，参加由上纽大图书馆与浦图合办的“阅读与人生”系列讲座。台下坐着十岁的孩童，也有八十岁的长者。
那是一场围绕“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的分享。他没有使用晦涩的术语，而是聚焦最实用的方法：怎么追溯信息的源头，如何通过交叉比对辨别内容的真伪。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这些技巧，每个人都用得上。
“营销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观念，帮助大家做出更健康的选择。”当亿万次微小的选择汇聚起来，改变的将不止是市场。
在快时代，做一名“慢学者”
为什么薯片通常是圆的，玉米片却是三角形？
带着从日常中萌生的问题，严登峰初到上纽大时，就开始了对“形状语言”的研究。他和团队投入了近七年时间，探究我们习以为常的设计背后，是否藏着影响消费选择的规律。
最初，他们委托企业设计出不同形状的包装——正梯形、倒梯形、对称与不对称的，邀请参与者仅凭视觉估算重量。
结果发现，形状确实会改变人们对“量”的感知。当包装在视觉上显得更“稳”，比如底部更宽、结构对称、重心居中时，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它更“重”。
这种视觉上的“重量感”，进一步影响着人们对食品价值的判断。在消费者心中，“重”常与“真材实料”“热量高”联系在一起。因此，对零食这类“享乐型”（indulgent）产品来说，“显重”的包装能提升购买意愿；但对标榜“轻盈”“健康”的产品，同样的“显重”可能被理解为“负担感强”“不够纯粹”，反而降低了吸引力。
历时多轮的审稿与修改，研究也不断深化。其间，他们通过在电商平台抓取酸奶的数据进行验证，并将实验扩展到巧克力、瓶装果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测试，确保结论不限于特定情境。
2025年7月，这项始于2018年的研究，最终发表在《市场营销研究杂志》（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从启动到刊出，往往需要四五年。更多的论文甚至走不到最后。”他说，“这个过程，最需要的是耐心。”
而在他看来，需要耐心的，远不止发一篇论文。
“我希望通过研究，推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当中也包括我自己。”他的生活如今很是规律：每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学，七点半不到，他会先去学校健身房。“每周坚持练一练，饮食上稍加留意。锻炼的效果可能需要三个月、一年，甚至更久才会慢慢显现。”
这种“日拱一卒”的坚持，是他从研究和生活中悟出的道理。“我相信，好的事物都需要时间。”
“社交媒体上有太多的‘速成神话’，要么真假难辨，要么是极小概率事件。就像种树，长得太快的，根系往往都浅，一场风雨可能就倒了。”他和学生分享，“真正的成长，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如果你追求的是深厚、不可替代的竞争力，那就必须积累别人没有的东西：独特的视角、经年累月的洞察。这些，都无法速成。”
简历可以堆砌经历，但内行人的一个问题，就能探知深浅。而时间，终会为那些持续深耕的人，赋予一份扎实而沉稳的礼物。